【導讀】“安全食品是生產出來的，而不是檢測出來的”，這句話被不少人指責為幫監管部門推脫責任。然而這是社會現實。美國等發達國家，已經把努力方向投向了“過程監管”。

　　每一次食品安全事件之后，總會有許多“加強監管”的呼聲。然而，這種呼聲跟考試成績不理想之后的“要努力學習”一樣，只是一句正確但沒有什么用的話。上海的食品監管，就“各級政府的重視”以及政府的投入而言，已經不低，然而依然沒有能避免福喜事件的出現。要什么樣的監管，才能防止福喜這樣的違法呢？

　　許多人會脫口而出，“制定更嚴的標準，進行更嚴格的檢測”。福喜這樣的跨國企業，對于標準的把握能力遠比普通企業要強。更嚴的標準，更嚴格的檢測，只要市場上的企業能夠做到的，它都能做到。迄今為止，它所銷售的最終產品，也沒有被發現有違反標準的地方。換句話說，福喜事件的出現，根本就不是標準或者檢測“不夠嚴格”的原因�，F行標準與檢測是否已經足夠嚴格，自然可以另行探討，但在這上面著力，顯然不能防止類似福喜這種有組織的違法生產。

　　對食品而言，標準和檢測只是保障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線。“檢測指標合格”要等同于“產品合格”，需要一個前提——“產品是按照既定的流程生產出來的”。如果故意去違反操作流程，那么檢測合格就不等于產品合格。比如，正常生產流程出來的牛奶，如果總的細菌數合格，那么致病細菌與細菌毒素的含量就會合格——細菌總數是作為一個指標，衡量生產流程是否正常。如果某批產品有一段時間沒有保持在生產流程要求的低溫狀態，那么細菌就可能增殖過多產生毒素。這樣的牛奶經過加熱滅菌，總的細菌數依然可以合格，但無法保障安全。有人會說那就把“增加毒素檢測”作為解決方案，然而這僅僅是違反操作流程產生問題上的一種情況，還有無數種違反流程的可能性存在。要窮盡這一切可能，去一一檢測，且不說技術上能否實現，實現之后食物的成本也就不是正常人能夠承擔得了的。也因此，“敬畏程序”“嚴遵流程”等才會被生產企業奉為定律。

　　“安全食品是生產出來的，而不是檢測出來的”，這句話被不少人指責為幫監管部門推脫責任。然而這是社會現實。美國等發達國家，已經把努力方向投向了“過程監管”。審核生產設施、檢查生產規范等等，是保障食品安全的必然措施。除了政府部門，食品供應鏈中的下游企業，也會這樣要求供貨商。比如福喜事件中的暗訪記者也提到，麥當勞肯德基等客戶也會來檢查生產現場。

　　然而這些手段也并不足以發現福喜這類的違規。生產設施與生產規范都是死的，如何執行才是根本。在設施和規范上完全滿足監管或者客戶要求之后，在實際生產中“偷偷放水”，操作起來并不困難。福喜把這種“應付檢查”與“實際違規”的操作，明目張膽地以“兩套操作記錄”的方式有組織地進行，才是最惡劣的地方�，F在尚不清楚它下游的那些企業是否知情，但至少在理論上，他們完全可以做到騙過所有的監管和客戶。

　　有人為此提出解決方案，“政府和下游企業向生產現場派駐代表”。這一思路表面上看起來能夠解決問題，然而依然存在三方面的問題：需要派駐多少人才能盯住每個可能搗鬼的環節？由此需要的成本誰來承擔？如何防止派駐的人員被“收買”而狼狽為奸？

　　授權監管部門突擊檢查，增加突擊頻率，也是一種有力而且必要的措施。這種監管手段的效果，還取決于監管人員的職業素養。就像掃黃打非的突擊檢查，總有神通廣大的人能夠提前得知“行動計劃”，突擊也就成為過場。

　　實際上，如果沒有“內部舉報”，福喜這樣的違法生產基本上不可能被發現。福喜事件后，許多人提到的“吹哨人”是目前的現實條件下監督能力最強的方式。

　　其實，已經有許多地區制定了重獎和保護舉報人的制度，然而效果并不算好。最高幾十萬元的獎勵，對于舉報所面臨的風險而言，實在談不上高。政府可以打破固有思維，不設上限以真正的天價來獎勵“吹哨人”。美國處罰輝瑞的案例可作參考——因為內部舉報，司法部門才掌握了輝瑞違法推銷的充分證據，輝瑞認罪服罰，付出23億美元來換取中止法律程序。為了鼓勵這種舉報，6位舉報人分享了一億多美元的獎金。如此高額的回報，不僅會刺激出舉報者，更重要的是對公司產生巨大的威懾：讓員工進行非法操作的時候，需要衡量得用什么樣的條件才能防止內部員工成為“吹哨人”？